作者简介：姜汝祥，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缺乏危机的危机 　　中国当红的企业家就整体而言已经过时了！中国当红的企业有几个能够再活十年？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一是因为现在企业的经营法则和模式已经与以前完全不同；二是企业面对的对象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我看来，要么超越自己，要么激流勇退，是王石、柳传志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必须做出的历史选择。 　　柳传志为什么分拆联想？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因人设事”，就是因为有杨元庆和郭为的两虎相争。这本来是很简单不过的错误逻辑，但为什么这样一个明显的错误，中国整个企业界却对此表现出“集体的沉默”呢？答案在于，这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不是个人现象。 　　中国的企业家群中也有清醒者，如王石就曾明确坦言：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模糊的运作方式，因为他们赖以起家的市场是无序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今天的市场已经开始变得规范和透明，那种赌博式的创业冲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成功机会，企业经营法则和模式已经与以前完全不同。 　　一方面企业家经营企业的制度环境，也就是利益来源的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就是我们讲的文化环境，从“人”的观念方面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发展来说，正在造就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但这种繁荣与趋势，对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却可能构成了双重的挑战与困境。 　　如果面临危机与压力，我们的企业有可能被动地接受挑战和困难，浴火重生，实现企业的自我超越。当年亚洲遭遇金融危机，韩国政府逼三星退出汽车，专注于数码革命。如果没有这场危机，三星可能今天还在三星汽车等多元化泥潭中挣扎。所以有人说，三星之崛起受益于亚洲金融危机。那么，中国企业之崛起将受益什么？ 　　问题是危机与压力从何而来？如果环境不能提供给我们危机与压力，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自我制造危机，自我加压，这就是所谓的“自觉之路”。 　　自虐之路 　　很不幸的是，任何历史时期，自觉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这一点意味着，目前相当一批正当红的企业，基本上注定了最后的结局：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沦为过客，昙花一现。 　　十年之后能够存活的公司，是那些今天就“自觉”的公司，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文章力挺TCL兼并汤姆逊的原因。难道李东生不知道这种兼并在业绩上凶多吉少？难道李东生不知道再建个“TCL房地产公司”、“TCL汽车公司”，就可以再造一个甚至多个万明坚，然后再赚几十亿元？ 　　有了上述背景，我们就会清楚地懂得，TCL的亏损几乎是一种必然，而且也是一种好事。因为挫折让我们懂得过去的成功已经死亡，TCL要选择真正的战场，才会真正去问自己：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生不如死？什么是死而复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才是经营企业的本质问题呀。我想，当李东生坦然地宣布TCL亏损比想象来得快，来得严重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宣布TCL的业绩，不如说是在宣布，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公司在“中国式经营智慧”上的失败，李东生说得很清楚，只要“企业还是按原来的习惯运作，就会失控。” 　　TCL的习惯何尝又不是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习惯？或者说大部分公司在经营管理的水平上还不如TCL. 　　“点子”与对消费市场不成熟的“利用”，只能胜一时，岂能胜一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家记住李东生在面临亏损时，所做出的判断吧：“国际化所带来的代价只有靠国际化来解决，其他产业（赚钱）不是在一个级别上，即使赚钱也是无法弥补。” 　　我觉得建立起做大做强的机制才是根本，才是我们的目标。以短期的成败论英雄是一支毒剂，因为这妨碍我们清醒地反省自己，蒙蔽我们对未来观察的眼睛，阻止我们听取不同的意见，最后让我们“自废武功”。 　　中国改革这20多年，中国企业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进程。这个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建立一种以原则为中心，以法律为中心的做事系统，从而彻底地从依赖于权力，依赖于英雄的人格依附系统中摆脱出来。这场启蒙运动的实质，就是要让企业不是通过资源垄断和权力经济做大做强，而是回归到像宝洁、摩托罗拉那样的做大做强：通过培养员工独立的商业人格来获得文化动力，通过制度化、组织化的管理获得持续保证，而通过对客户价值的尊重与把握获得增长动力。 　　懂得了强大之本，以中国人之勤奋，以中国企业家之努力，中国企业的强大，中国的强大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