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深圳相比落后了?

魏达志的观点非常鲜明：从长远看，上海不是深圳的对手，这是由上海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上海的央企、地方国企、外资企业、民企比重为 1：1：1：1，而深圳90%都是民企和个体。创新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2015年，深圳GDP1.75万亿，香港1.79万亿，广州1.8万亿，新加坡1.83万亿，北京2.29万亿，上海2.49万亿。魏达志说，按这个基数，上海慢下来，深圳快起来，深圳赶上上海的时间大约是8-10年。再过10年，深圳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且是香港的一倍。“这个未来，你能想象到吗?”……

我并不同意魏文中的一些观点，但受其触动做了点研究后，方感深圳冲击波之强。上海对深圳很重视，但一般人还是认为深圳强在高新技术和一批明星企业，论综合实力和上海还差很多。

实际情况如何呢?

【深圳经济总量20年后可以超过上海】

如果深圳保持比上海增速快两个百分点的优势(去年快2.1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快1.9个百分点)，预计2038年前后会超过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经济城市。

2004年我从广州迁往上海时，上海的经济总量是深圳的两倍。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缩窄为1.5倍。

【深圳人均经济指标早已超过上海，且上海难以追上】

2015年深圳人均GDP是上海的1.5倍以上。上海到2020年的目标之一是人均GDP15万元，深圳2015年已达到15.8万元。考虑到深圳比上海增速快，从人均GDP来看，上海也许永远赶不上深圳了。

深圳是副省级城市，面积1997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1137.87万人。上海是直辖市，面积6340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2415万人。上海的面积是深圳的三倍多，人口是深圳的两倍多。深圳每平方公里产出的GDP和财政收入多年位居全国大城市第一。

【深圳的创新指标优于上海】

到2020年，上海的目标是万人发明专利达到40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3.5%，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这些目标低于深圳目前水平。深圳到2020年这三方面的目标分别是：64件，4.25%和42%。2015年深圳PCT专利申请量(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条约)13308件，连续12年居全国大城市之首，今年上半年PCT申请量更是达到9002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51.8%。(注:深圳和上海对新兴产业的定义不完全相同，由此可能导致该项数据比较不够精准)

【深圳的产业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强于上海】

2015年上海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深圳高10个百分点(71%对61%)，主要高在金融上。但从产业竞争力角度，上海已落后不少。深圳过去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4%。今年上半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同比下降4.4%，深圳同比增长7.5%;第二产业增加值，上海下降3.3%，深圳增加7.3%;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海增长0.7%，深圳增长12.1%。

以上数据来自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是政府口径。而政府报告中没有的一些指标，比如明星企业数量和经济的人格化代表——杰出企业家群体的数量，深圳可谓一浪接一浪，前浪依然向前，后浪滚滚又来，远超上海。袁庚精神、蛇口精神似乎是一种基因，在深圳代代相传。

……

换言之，上海的优势更多是总量优势和存量优势，而深圳的优势更多是结构优势和增量优势。

综上，虽然上海在城市综合管理、文教卫体等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上仍有一定优势，但在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企业素质、人口年轻化等方面，上海都已落后。

而在和互联网高度相关的新金融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等更具活力的方面，上海已经很难说有领先优势了。

在金融这一上海最重要的领域，由于金融政策由北京决定，金融资产的半壁江山也在北京，且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还不足，所以上海的市场优势无法充分展现。这从外资法人银行的情况就看得很清楚，虽然他们注册地在上海，但开会都要去北京，以至有人抱怨“还不如注册在北京”。

深圳领先的意义在哪里?

家在上海，户籍在上海，我当然希望上海好，不希望被超越。但站在大历史角度，我觉得深圳领先的意义或许更大——

它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

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区特在哪里?就是破旧，就是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规则接轨，大胆图新。对中国的最后嘱托主要体现1992年南方谈话中，可以说，是深圳“一夜之城”的实践给了他对自己理论更充分的信心。

它证明了越新越好，越高越好。

一个年轻的、有着更充分的内生动力和开放活力的城市，它能在几十年间超越中国100多年来不可动摇的经济中心，证明了创业创新的力量，自主自强的力量，不墨守陈规的力量。曾说：“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就高兴。”土地资源约束和成本压力倒逼深圳只能往上走，往高价值的创新方向走，这条路走通了，它是一条通衢大道。

它证明了新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

很多人喜欢研究商帮，研究地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潜台词是，某些地方、某些人不太适合搞市场经济，不太讲信用，不太愿意吃苦。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它证明了市场经济的熔炉会接纳一切参与者，市场经济的舞台会为一切有梦想的人打开，不管你来自哪里都有机会成功。只要政府尊重市场，敬畏市场，服务市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法为本，则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会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走法治化、阳光化的服务型政府之路，就能激发起人民群众不可想象的力量。这就是新制度的力量，以及被新制度唤起的人的力量。

回看上海的一段历史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开埠，自此对外贸易激增，从一个海边县城跃居远东第一大都市，不过数十年的时间。今人谈到上海，都会提到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如通江达海、紧邻江浙、远接长江中上游，离韩、日、新加坡等国距离最为适中。但当年《南京条约》谈判时，清政府官员最担心的是外国人提出开放苏州府。在最后确定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中，广州、福州是省城，厦门、宁波是府城，只有上海是县城。

上海当时确实不如苏州繁华，但从海洋时代眼光看，上海的潜力更大。所以外国人提出上海开埠。仅仅十年，上海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第一大港。

但为何是上海后来居上、执中国城市之牛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指出，清政府还是眼光内向，着眼于内河航运。而外国势力是从海上来的，工业革命后世界已进入蒸汽时代、轮船时代、海洋时代。一方面，上海周边的丝和茶不用再千里迢迢到昔日“一口通商”的广州出口了;另一方面，上海的内河航运也很发达，保证进口货物运到后很快就转运分销出去，不愁卖不掉、运不走。

但上海有一个特点，就是城市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指出，1843年的上海，人口规模在中国城市中排第12位，在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与天津之后。上海不是江苏省的中心，甚至连松江府的中心也算不上。上海在松江府一般被认为是比较重商、缺少文化的地方。

熊月之研究了五口通商后各个口岸的反应——

广州：外国人要入城，广州官绅软磨硬顶就是不让，斗争持续了十几年。直到1859年广州沙面租界设立，租界与华界之间开挖了人工河，严格实行华洋分处，地狭人少，发展缓慢。

福州：开埠之后，福州官绅以极为傲慢的方式对待英国领事，让他极不体面地自己摸索上岸。

厦门：外国人起初所划的居留地是较场、水操台一带，英国人认为过于偏僻，恐遭窃劫，不愿前往，1862年后才开辟英租界。

宁波：离上海较近，先到那里的外国人后来不少转到上海。

上海呢?英国人来了，上海人一是好奇，二是谋利，跟外国人做生意，和跟外地人做生意没多少区别。有人发现围观外国人是个商机，就在英国人住地附近卖票，每个参观者收费。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加上地缘优势，让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都认为上海人与广东人很不一样。上海人对外国人，至少表面上愿意接近。开埠两年后，英租界设立，随后是法租界、美租界，英、美租界后来合并为公共租界。公共租界面积最大时有33503亩，法租界最大时有15150亩，加在一起是全国其它23个租界面积总和的1.5倍。

历史中的启示：自治、法治与安全

根据熊月之的研究，上海的租界从最初的华洋分离到后来的华洋杂居(1854年7月修改的土地章程删去了华洋分居条款)，使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道缝隙，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中演变成一条灰色地带，一个战乱中可以藏身、新生政治力量也可以利用的空间，并形成了亦中亦西、中西混合、中西并重的文化和风俗。上世纪30年代有西方人说：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会这样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因为从环境来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价贵，房租高，工资昂，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时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动乱不安，工业发展遭到骚扰，上海则不然，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那一批又一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难民，则成为上海工商业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

混杂、多元、相对安全、贸易发达，令上海成为资源的汇聚地，能够配置各种商业机会。从开埠到1900年，上海人口从不到20万增长到100万，为中国之最。“战乱时，大批难民涌入上海，那是迫不得已。承平时，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来上海居住、置业、发展，则是理性选择。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先前并不在上海生活，而是在外地为官、经商与活动，但他们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一旦仕途受挫，商途不顺，便折返上海，当寓公，做隐士，……这些人有钱、有闲、有识，于是，上海房地产业、银行业、书画业变得那么兴盛，上海也由此平添了那么多名人故居。”(熊月之)

上海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展为现代大都市，关键在于三大要素，即自治、法治与安全。

多元杂处之地，有商机，能做生意赚钱，还要有太平秩序，住着安心。1930至1931年，英国籍南非法官费唐到上海调查租界，结论是，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自治制度，法治管理也相当严格，早期《申报》经常刊载居民因随地大小便、粪桶过街不加盖子、乱倒垃圾、斗殴闹事而被处罚的案件。上海也是中国最早出现律师的城市。熊月之指出，民国初年人们就看出：上海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服从法律习惯已较胜于内地’。租界内西方司法制度的引进，也使上海人早于其他地方的人有了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当时外地人就有‘沪人健讼’之说。……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打官司’一词在上海社会已经十分普及。1930年江苏全省6300件民事诉讼案中，上海市占了4577件，达73%。1935年上海仅律师公会等律师组织的成员就达1000多人，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国40%的律师。”

有商机，有法治，企业当然喜欢，所以上海，也只能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大本营。不仅李鸿章将三大制造业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放在上海，近代中国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和扛鼎人才，大多数也都扎根在上海，基本为民办企业。他们打败洋货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佛手牌味精战胜日货味之素，五洲固本肥皂战胜英商祥茂肥皂，华生电扇夺取美商独占的电扇市场，等等。

租界是不光彩的殖民地，我援引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是要证明“租界繁荣论”，因为全世界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遇都非常悲惨，即使独立后也发展不好。近代上海经济的历程说明，上海从“数千年未遇之变局”中磨砺出的重视商业契约、讲法治、讲职业精神、产品和服务求卓越、开放不排外、重视管理的素质，是上海发展背后的最重要社会资本。在五口通商、独钟上海的历史关头，上海发育出了近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形态，在租界的历史场景中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责任。没有上海，很难想象中国的商业发展会走上什么道路。

也是在这样的商业文明和产业基础上，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经济中的举足轻重。“上海造”是质量的象征，上海是众多发明创造的策源地。1980年，上海一地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2%，这样的比重绝对后无来者。

下一轮，谁更有忧患谁更有希望

“十三五”期间，深圳的城市目标是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上海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在我看来，在目前的基数水平以及全球经济低迷、中国推进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无论深圳还是上海都面临巨大挑战和压力。

去年6月，深圳“改革30人论坛”给深圳市政府寄送了一份《对深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问题的建议》，批评深圳自我满足，不敢担当，求稳怕乱，怕冒风险，敢闯敢试的责任感正在退化，警告深圳如果吃过去几十年的老本，“最终将可能沦为‘平庸的城市’”。建议书提出了11个方面的改革建议，包括：向国家申报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验特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扩大户籍人口比重;启动人民团体去行政化改革;全面推进政事分开，取消各类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实现事业单位治理结构的社会化、现代化;成立大数据局，创新互联网+政府的治理模式;等等。

从我多次到深圳的感受看，自满情绪蔓延，有钱就赚、急功近利的丛林心态，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方面，都应当引起重视。三人行必有我师，深圳在很多领域一骑绝尘，但值得向其他地方学习的也并不少。比如中国食药监总局每批准3个一类新药，就有1个来自上海张江;张江连续几年在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经费中的占比为全国的1/3;张江企业申报新药的成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张江在这方面有很多好做法，比如政府投资建公共实验室，免费提供给研发人员使用，有利地帮助他们降低成本，聚焦核心。在公共服务方面，浦东新区的网上政务大厅将在进一步完善后实现审批全上网，目前“网上督查室”也在加快建设，将全面实现对网上政务行为的在线督查、电子督办、实时监管等功能。即使是在深圳非常强势的互联网领域，也有一个短板，就是电子商务，包括商品和服务。像携程这样的公司，10多年前就用6西格玛的方式把服务标准化、精确化，这不仅是技术问题，和上海在服务方面的底蕴也是分不开的。

改革是浦东的生命线，哪天浦东没改革了，就将被抛弃。

最近上海正在努力补短板。浦东新区书记沈晓明把最近的一次区委全会干脆开成了“找短板补短板”的会议。他说，他坦言，浦东三产增长的拉动力主要是金融和房地产，金融是我们希望发展的，房地产就不那么好，因为不可持续，所以三产也不是样样都好。产业结构方面，浦东过去4年工业产值持续低位，工业投资持续下滑，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持续减少。“抓工业还是要抓战略性新兴产业，抓高技术产业，抓专精特新产业。我们要向深圳等兄弟地区学习。尤其是深圳工业并不靠少数几个行业吃饭，4G技术、超材料、新能源汽车、3D显示、无人机等等，是热点频出、百花齐放。去年深圳工业增长7.7%，新区是2.4%。”

上海的人才优势比较突出，但沈晓明也反思说，浦东各类人才128 万，乍一看数字很大，但一比较就知道，浦东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是23.4%，北京是 28.6%，深圳是 37.1%。

上海找到差距，认识到差距之时，就是存有新希望之时。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有一个强势政府，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系统。上海总能把中央交办的事情办得最稳妥，上海是中国城市中最佳的受托人。但是，一利必有一弊，上海卓有成效的网格管理和精致的海派文化的熏陶，在筛掉杂质的同时，也终结了很多活力与可能性。在上海，你很少看到就某一个问题，激发整个城市各种经济成分的热忱，头脑风暴，群策群力。上海习惯的方法是，高素质官员组织调研，找出具体目标和方向，让大家执行。听上面的话，这种行动哲学哪里都有，上海发育得最成熟。但长此以往，上海的视界就会锁定在官员的头脑里，他们再聪明也赶不上时代的快速变化。上海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官员不是不知道，但他们习惯于自己去指导如何解决。而深圳各界经常会就深圳的命运大声疾呼、上书上网、争议甚至质疑，官方总是主动给予开放式的互动。在上海，斯斯文文提点意见是可以的，官方精准组织的讨论也是可以的，但前提都是要“正确”。

为了中国的明天打好这两张牌

8月8日我在深圳南山调研的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叫中兴飞贷，团队核心都是银行出来的，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风控系统帮助银行给小微企业和个人做贷款。我仔细了解了风控过程，觉得特别贴近市场，接地气。在上海，我也接触过一些西装笔挺、教育背景优越、融资量很大的类似机构，但因为太高大上、太洋了，在市场上反而缺乏战斗力。

上午9点半，我见到中兴飞贷的CEO，他说不好意思，本来董事长要来的，可是凌晨2点到4点他还在召集我们开电话会议，真的起不来。等到中饭后准备离开时，董事长从一个会议中出来送行，聊了一阵。我问，天天晚上这么弄吗?他说，这大半年因为要从线下切到线上，任务太重，基本上都这样。然后他说，我们夜里两三点、三四点结束时，看看对面那个大楼，也都亮着灯，那可是腾讯游戏公司。

《深商的精神》一书的作者老亨说，深圳就有这样一批“以创意为瑰宝”的人，和大上海相比，深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于能容纳新的人、新的想法，能容许新的商业基因不断加入。“上海更像一个资本王国，深圳更像一个人本主义的创意王国，只要你有真正好的创意，你就可以体验自我实现的快乐。深圳和上海很难说谁的定位更胜一筹，但深圳价值观正在成为上海价值观最强有力的挑战者。”老亨甚至认为，中国文明重心的南移趋势，已是昭然若揭。

我同意老亨对深商精神的总结，但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我深信深圳的精神，上海的精神，一样弥足珍贵。

想到刘永行说，“在上海，我就像一条鱼游进了大海，无声无息，无人打扰。但当我需要金融资源时，很容易就能满足。”

想到马明哲说，“很享受在上海的生活，我喜欢在全世界的金融家到上海时，陪他们去一个有特色的小饭馆，一点不比香港差。”

想到有次和王石聊天，我说企业家都让深圳出了，上海就多为政治局输送官员吧。王石想都不想就回应：“上海的官员越多越好。”万科在全国各地有项目，房地产又是和最多的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行业，哪里最规范，心里有数。

上周五在外滩17号，友邦保险所在地顶楼，我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和对面的陆家嘴，突然有一种感觉，中国近现代商业文明的火炬在上海点燃时，当时中国最多的创业传奇是在黄浦江畔展开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今天，当中国有了更多火炬去照亮整个商业的天空，上海不再那么显赫了。但是，伟大的基因从来只会变异而不会消失。今天，商业可能兴起于茫茫神州的很多地方，可能兴盛于具备制度与文化优势的一部分地方，但是，如果要找一个兴盛之后的放心之所，上海还是最佳选择吧。历史积淀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不会像经济指标那样易于被超越的。

所以一个地方的优势，从本质上说不是拷贝的结果，只能是发扬自身优势、同时勇于借鉴先进经验、不断创新的结果。

但上上海不是深圳，很多方面也做不了深圳，如果上海能把这种精神用于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必能不断带给中国惊喜。上海学深圳，不是比速度，而是要焕发一种更加进取、追求卓越的斗志，在自己擅长的方向，创造最佳服务体验，早日成为世界级城市。

同样，深圳学上海，也不是简单去制定500强落户的奖励政策，而是要在综合发展、协调发展、提升全面素质方面，更用心，更精进，补短板。

在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用一种更好的精神状态，做更好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竞争能激发动力，但合作更能创造价值。比如，复旦和交大能不能在深圳设立分校或研究院?深圳能不能乐见王牌企业加大总部职能向上海的转移力度?看似助人，实则助己，有为者当思之。

我看到的中国经济未来，既需要有深圳这样的最佳创新者、无畏的开拓者，也需要上海这样的最可信赖的受托人和管理者。这是21世纪中国能力的最佳组合。若国运如此，天下谁惧!

那是波澜不惊的黄浦江，那是大鹏飞翔的深圳湾，天水一线，天空正蓝。我不想论龙头所系，不想论天命垂青，我看到的中国经济未来，既需要有深圳这样的最佳创新者、无畏的开拓者，也需要上海这样的最可信赖的受托人和管理者。这是21世纪中国能力的最佳组合。若国运如此，天下谁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