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在金融活动演化发展的过程中，私人银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作用。西欧的私人银行以私密性和安全性为核心，北美私人银行则体现出激进的投资特点，而亚太地区的私人银行由于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以重实业、抗风险为其主要特点。

回溯起源

关于私人银行的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在15 世纪，有一个叫Cosimo de‘ Medici 的欧洲银行家，建立了第一个私人银行，主要为当时的欧洲贵族提供财产打理及世代规划服务。16 世纪，随着基督教加尔文教派的兴起，大量受迫害的新教徒从法国和意大利逃到日内瓦，这些新教徒也带来了大量金钱，就交给了日内瓦的银行家们。到了18 世纪，日内瓦银行家已声名鹊起，成为私人银行家的起源。时至今日，在瑞士日内瓦那些看似并不华丽的古典建筑中，聚集着数家历史悠久、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知名私人银行机构。这里有着那些耳熟能详的金融世家的名字，例如Bank Julius Baer（宝盛银行），Sarasin，UnionBanc aire Privee（瑞士联合私立银行）、LombardOdier和Wegelin &Co（瑞土历史最悠久的私人银行）等。它们大多服务于财力雄厚的家族客户，诚信重诺、世系传承——这也是瑞士私人银行业成为全球翘楚的历史与传统原因。

相对于这种“走出去”的故事，私人银行还有一个起源版本是“留下来”的。大概情节是17 世纪欧洲贵族出外打仗，家中财产由留守的贵族代为管理，于是这些留下来的贵族就形成了第一代私人银行家。

私人银行有别于其他金融服务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私密性和独占性。与银行其他业务不同的是，私人银行服务通常由国际级金融机构提供，开户门槛最低为100万美元，面向金字塔顶端的富豪阶层。私人银行的服务场所一般设在金融中心的精华地段、甲级写字楼的高端楼层。到访客户通常在随从的陪同下悄悄而来，乘坐直达目的楼层的电梯。这里没有华丽的门面，没有精致的壁饰与地毯，没有美味的点心，也没有笑容可掬的银行职员站在入口迎接问好。这里只有森严隐密的小会议室、雅致的桌椅和异常安静的空间。千百万美元的大宗交易，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交易完成后，客户便迅速离开。更多的时候，客户根本不愿露面，而是让从事私人银行业务的专属顾问登门拜访。

总之，私人银行起源于一种私密性极强的专门提供给贵族和富人阶层的金融服务。私人财富管理的起源形态发展至今有了不同的演绎现状，按照历史时间轴来看，私人银行业务源于欧洲，流传到北美，最终传递到亚太地区。我们可以把全球财富市场大致划分为西欧、北美、亚太三个地域，其中西欧地区和北美地区的私人财富管理历史最悠久，相应的私人银行业也最成熟，模式最成熟清晰。

世界版域的角逐

（一）西欧——旧财富的管理智慧

欧洲有全球最成熟的私人银行市场，欧洲私人银行业的客户一度以财产继承群体为主。由于财富具有跨代传承的特点，欧洲高端富裕人群在继承财富的同时，有时也不可避免的继承了私人财富管理机构。历史传承悠久的私人银行，在这一市场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并享有良好的品牌声誉，其经营模式以全权委托型资产管理为主。除了大型银行集团如瑞银、瑞信等私人银行业务外，世袭传承、特色经营的私人银行在欧洲同样具有重要的市场地位。例如，法国洛希尔家族是欧洲最古老的银行世家之一，在法国、瑞士等国的权贵名流中极具口碑。英国顾资银行(Coutts)创建于1692年，被称为欧洲最好的私人银行之一，在英国的私人银行排名第一，这家原先只为英国女士个人服务的银行，有着超过300年的运作经验，管理着世界各地10多万名富豪客户的资产，为客户打理的总资产近1000亿美元。2000年苏格兰皇家银行收购了国民西敏寺银行，并通过国民西敏寺银行集团内的顾资银行使苏格兰皇家银行在私人银行业务方面占据了优势。

西欧地区继承“旧财富”的高端富裕人群进行财富管理的主要目标是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准。他们希望通过私人银行提供的财富管理服务，实现生活水平在可期未来的稳定；由于大部分的财富不是来自于自身创造，因而他们对服务的费用没有北美客户敏感，更具有愿意为私人银行提供财富管理服务支付高昂服务费用的意向。这使得西欧私人银行管理的商业模式以收费为基础，体现出以服务为主、产品配合的特征。

私人银行财富管理还分为在岸管理和离岸管理两种。在岸财富管理是指在客户的主要居住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相反，离岸财富管理则是客户将他们的资产放在主要居住国以外进行管理。欧洲的私人银行通常以此将财富管理分为四类：国内在岸服务、国内离岸业务、国际在岸业务和国际离岸业务。由于业务模式以为人称道的私密性和安全性为核心，欧洲私人银行的离岸业务比例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二）北美——“盎格鲁—撒克逊”式激进投资

北美私人银行的市场规模足以同欧洲大陆相媲美。历次科技革命带动产业转型和经济腾飞的特点使得美国私人银行客户中创业致富的新富人群比例较高。其客户群体具有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特点，大型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部门主导着美国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市场，其主要经营模式以交易服务型为主。

在北美，多数富裕家庭或个人都是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即大量私人银行客户资产的创造来源于创业所得，仅有约20%的个人财富属继承所得。正是由于财富的初始创造特征，使高端富裕人群在管理个人财富的模式上趋于激进，因为他们相信“即使我失去了既有的财富，我仍然有能力再创造出来。”他们认为能够在自己的产业领域内取胜，也同样能够在其它领域获得胜利。北美地区客户投资相对激进，因此更注重股权类产品投资。

私人财富管理的北美模式体现出以投资领域为核心的特征，以投资银行业务、经纪业务和货币市场业务为主要服务项目。商业模式以佣金为基础，通过各种投资交易来驱动。财富的初始创造特征也让北美高端富裕人群对费用比较敏感，他们更愿意通过购买各种产品实现财富增值，而不愿为私人财富管理服务支付额外费用。这也促使北美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服务体现出以产品为主、配合服务的特征。

北美地区私人银行的服务包括存款、资产组合管理、内部投资基金、信托与公司业务、证券经纪、外汇、贷款、现金管理、衍生品及结构性产品、信用证、贵金属、安全保管箱等许多不同业务，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及产品范围相当广泛。北美地区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并拥有了国际影响力，由这些机构提供的私人财富管理服务也融入了更多现代经济元素，如公司现代化治理结构元素、经济分工和专业化元素、规模经济元素、金融全球化元素等。

跨国金融机构的私人银行业务强调资产管理能力，业务范围广、金融产品复杂程度高、按照客户需求量身订做。为赢得客户青睐，私人银行各显神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几乎涵盖了生活诸多方面：帮助客户管理庞大的资产，投资股票、债券、对冲基金和外汇等金融产品，提供并购案建议及标的，帮助客户购车、买房，打理税务，为他们的事业继承以及子孙后代的财产问题出谋划策；甚至还帮助客户策划慈善捐助、收藏鉴定，代表客户到拍卖场所竞标古董。一些富豪甚至拥有多达10位私人银行家为其理财。这类服务的回报自然很高，近年来，美国私人银行的理财业务每年平均利润率高达35％，年平均盈利增长速度在12-15％，远远优于一般零售银行业务。

（三）亚太——重实业、抗风险的财富趋向

在东方文化主导的亚太地区，其实并不缺乏财富管理的传统。日本幕府时代、中国明清两代，豪门巨贾多有“财务管家”穿梭其间。清末李鸿章时期，中国就有了私人银行的雏形，据考查，在李鸿章家中就有一个给他专门打理资产、金融理财方面的专家，此人便是李鸿章的幕僚周馥，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签订之时，周馥在李鸿章府上鞍前马后“风雨龙门四十年”。无论是筹晌、治河、开矿还是办学、修铁路，乃至李鸿章的家庭财务、子女用度等很多事情，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也许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私人银行传统。其实，中国的富人们对私人银行应该不会陌生。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滑铁卢战役中积累财富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日升昌票号就出现了。它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的鼻祖，虽然因各种原因最后未能发展成现代的私人银行，不过要想知道怎么为中国的富人服务，先看看日升昌票号怎么做的，一定没错。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及居民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使得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第三大私人银行市场。据估算，全球高净值人士约25%在亚洲居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衔接了东西方金融业的优势，成为亚太地区私人银行业务开展最好的地区，云集了全球各大私人银行的亚太总部。研究表明，未来亚洲私人银行业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据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PLC)数据显示，目前亚洲大约有2/3的资产并非通过私人银行管理。实际上，私人银行管理的个人资产仅是亚洲个人财富总额的7%。亚洲大多数由专家管理的资产都托付给了美国和欧洲的私人银行。

亚洲尤其是华人富豪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加崇尚勤俭节约，且多是依靠小商业和实业一点一滴积累巨额财富，他们更喜欢实业和与实业有关的股权投资，倾向于自己进行投资决策和操作，而需要私人银行为他们提供信息、融资、顾问与帮助。以中国为首的亚太地区私人银行客户，由于其财富的创造适逢新经济发展、全球化以及资本市场的爆发，财富积累非常迅猛，平均年龄只有42-48 岁。由于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多较为年轻，普遍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加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投资创富的黄金时期，因此有着极为强烈的再投资、继续创富的欲望，而且由于在年龄及能力上普遍有着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他们更愿意接受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银行客户在企业快速发展、财富迅猛增长、社会剧烈变迁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对政治、法律和社会等一系列风险的安全担忧。而另一方面，这些私人银行客户的财富创造大多数源自对外开放，他们普遍有着与国外资本接触的经历与经验，为规避国内市场风险和参与全球范围的投资，他们有着更加强烈的离岸资产管理、海外投资及全方位风险管理的私人银行服务需求。（完）

文/祝小兵（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