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21年，是唐穆宗的长庆元年。正是春末夏初的时节，朝廷里的一件科场大案爆发，很多大人物的踏青游玩观赏牡丹花开的心情被厚厚阴云遮住，开始恐惧自己会不会卷入其中。本来，春闱放榜已经公布了当年的进士及第名单，奔走相告的士子们脸上洋溢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兴奋之情，他们的家庭在准备着各种方式的庆贺，为科举服务的专门机构也早早把锦衣玉袍和山珍海味备齐。曲江亭上的曲江会、杏林园内的杏林宴、大雁塔下的雁塔题名，这都是人们熟知的盛况。
开始还是小道消息，有人向皇帝检举了今年新科进士的家庭背景，直言被录取的三十三名进士中有十四人胸无点墨、不学无术，是靠关系上榜的。很明显，这次科举考试被人暗箱操作了，操盘者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官场的大人物，被段文昌检举的十四人均是官宦子弟，考试舞弊的结论不难得出。
不久，小道消息被朝廷的正式决定证实。穆宗皇帝决定对被检举的十四名新科进士进行重新考试，原来的主考官礼部侍郎钱徽靠边站，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人临危受命，出面主持复试。考试结果不出意外，三人勉强过关，还有一人被特赐合格，总计四人准予及第，其余十人全部被刷下。
出面揭发这次科场弊案的是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他此前担任过宰相，因此有机会当面向穆宗揭发这次弊案。穆宗十分重视，立刻征求身边大臣的意见，元稹、李绅和李德裕都参与了讨论，而他们的观点与段文昌一致，认为钱徽接受请托，所试不公。复试证实了这些推测，钱徽贬官外地。这就是晚唐科举中著名的长庆科场案。
科举考试中的子弟请托问题，由此被暴露出来。唐朝后期的重要政治现象从而进入历史的视野，而牛李党争也就此拉开序幕。有人后来举报说，段文昌之所以揭发长庆科场弊案是因为他打招呼的人没有被录取，而支持揭发的元稹等人也有各自的政治诉求，并非为科举公平公正仗义执言。这是否属于政治斗争中两派人马之间的“泥水战”已经不清楚，但更清楚的事实是，在朝为官的子弟更有请托的机会，更高一级的官员比低一级的官员子弟更有可能在科场竞争中占据优势。钱徽的大肆录取子弟与段文昌揭发被录取的子弟不学无术，其本质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想通过科举这条路为自己的子弟谋取前程，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一时之间，子弟问题成为晚唐科举与政治的焦点。
科举制作为从社会上选拔政治人才的制度创始于隋炀帝，在唐朝大放光彩，尤其在唐朝的中后期，几乎是朝廷重要官员出身的必由之路，科举中难度较大的进士科是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相对容易的明经科是中低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官员如果不由科举进士科起家的话，即使位极人臣，也会视为终生遗憾，甚至会被进士出身的同僚嘲笑歧视。在唐朝的青年才俊中，“进士及第”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梦想，考中进士是创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彩人生的终南捷径。当年唐太宗看见士子们纷纷走入朝廷的科举考场十分兴奋，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阵之内。才俊之士尽为朝廷所用，自然值得皇帝高兴，尤其是在摆脱“九品中正制”士族垄断选官用人权的弊端之后。
但是，如今科举制正在发生黑暗中的转变，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勾结主持考试的官员，为自己的子弟或裙带关系谋取不正当利益，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作为沟通天下与朝廷的通途，科举制正在变得狭窄，正在成为权贵小集团的政治服务器。专家研究，长庆元年弊案中的权贵子弟，占据所有及第人数的50%，与权贵和普通人家的比重当然远远不成正比。
科举制的这种变化是可怕的，不仅正在远离制度设计的初衷，也会给朝廷带来显而易见的危害。考试，通过一张客观的试卷衡量应试者的文化水平，为政府官员储备候选人才。考试成绩正因为具有客观性，才能够摆脱人际关系的干扰，为国家选拔人才，为贫寒子弟提供晋升机会。但是，如果连考试也出现作弊的情况，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就会立刻丧失。考试过程中的作弊危害公正性，子弟请托，利用权力来作弊，更加危害公正性。由此，朝廷的公正信誉便会大受损伤，进而导致社会对朝廷丧失信心，引发朝廷的信任危机。对于朝廷和皇帝而言，这事关朝廷的公信力，关乎人心向背，显然不能等闲视之，皇帝立刻采取行动。
长庆元年，唐穆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打击权贵子弟的请托行为，维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也赢得了社会的喝彩。子弟请托是权力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打击腐败从来都是政府挽救社会信心的正道。王起在这次打击科场弊案中成长起来，终其一生，他都是以维护科场正义而名垂史册，而他的起伏升降，也成了科场正邪的风向标。
科举录取的标准，唐朝的概念叫做“才学”。长庆二年（822）、三年（823），王起主持朝廷的科场工作，历史记载“得士尤精”。到文宗大和的近十年间（827—835），这个传统得到保持，录取的进士中只有十三人的身份是权贵子弟，其中有六年每年只有一名子弟上榜，有的子弟由于担心社会舆论的怀疑与讨伐，甚至不敢参加科考。
但是，利用手中权力谋取不正当权益，是权贵集团的习惯或者“本性”。他们毕竟有机会，有经验，更有耐心。李德裕等人就主张官宦子弟更适合做官，应该优先录取弟子等等，公然要求科举考试在录取标准上对公卿子弟放宽，使子弟能够顺利的通过科举，进而占据朝廷要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科举以“才学”也就是考试成绩为录取标准的公平原则，是在向世卿世禄的血统原则倒退。可怕的是，这一开历史倒车的倡议在晚唐竟然成了现实。于是，研究者发现，到文宗后期和武宗之初，子弟录取的名额有了增加的趋势，子弟请托再次抬头。
不过，反对请托的社会力量依然强大。会昌三年（843），八十四岁的王起被再次请出，主持朝廷的贡举。这背后，就是反对请托的社会舆论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朝廷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只好请王起出山，以代表朝廷治理科举腐败的决心。有一种资料说，在王起主持贡举期间，坚决贯彻才学标准，引导科举向公平公正的出发点回归，“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庆贺”，凡是官员子弟都不准参加科举，而寒门子弟得以在科举道路上凭借实力鲤鱼跃龙门，自然欣喜万分，竞相庆贺。尽管这种政策过于绝对，有些矫枉过正，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明显对官宦子弟产生新的不公平。但是却获得社会的热烈响应和坚决支持，毕竟有时过正方能矫枉。这证明在贡举问题上的对立十分严重，而朝廷的政策，也体现了朝廷的政治态度。会昌三年的科考，及第的进士均无显赫家世。这一科放榜后引起极大的震动，时人写诗赞道，“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
但是，王起和他的事业并没有因此继续下去、坚持到底。正当朝野上下的正直官员和寒门士子为王起主持科考大力点赞的时候，在权贵集团的精心运作下，第二年，也就是会昌四年（844），一直为科举公平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的革除科举腐败弊端，俨然已成为科举公平公正符号的他被调到外地做官去了。而会昌五年（845），立刻发生了科场弊案，主持这一年贡举的陈商，一次录取七名权贵子弟，被举报后进行复试，结果证明这七名子弟果然没有才学，录取被取消，陈商也受到处分。尽管这次科场案中的权贵子弟在复试后被刷落，但这与长庆科场案中的刷落已经有了方向的不同，长庆元年科场案是科举公平公正原则力图重新捡起尝试的再出发，而会昌五年科场案则是科举公平公正原则彻底放弃的新开始。
牛李党争时期，两党彼此监督，当政一方比较谨慎，在野一方努力搜证，两党官僚均不敢肆意操纵科举以免被对方留下攻击口实和把柄，所以子弟请托受到限制。到宣宗时期，两党的斗争趋于平静，大官僚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把持着朝政，没有了被对立面非议的后顾之忧，开始团结一致的操纵科举，而子弟请托再也不能引起重视了。大中七年（853）崔瑶主持科举考试，“以贵要自恃，不畏外议。榜出，率皆权豪子弟”，在权贵集团的支持下，肆无忌惮，上榜中举的竟然全部是官僚子弟。大中九年（855），沈询出任主考官，公然将录取名额分给自家亲戚，朝野上下竟无一人公开反对。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穆宗和文宗、武宗时代，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至此，权贵操纵科举，子弟请托充斥科场，唐朝不仅失去解决子弟问题的决心，连正视问题的勇气都没了。尽管为处理唐后期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缓和上下官僚阶层之间的斗争，大官僚在科举考试中，也有意识的录取几个圈子外的寒门士子点缀一下，在形式上以示公平公正。但无论如何，科举这条选拔人才凝聚社会底层向心力的流动渠道终究被堵住了，至少是不再畅通了，比阳光还要珍贵的公平正义再也无法穿透科场上空的腐败阴云，再也无法普照到走进科场的寒门士子身上。
科举腐败终于畅行无阻了，唐朝距离自己的墓场也不再遥远。后来，一个名叫黄巢的体制外士子数次参加科举均未能及第，愤而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句，从此再也不踏足科场半步。黄巢是个象征，他对腐败的科举彻底失去了信心，那是对唐朝失去了信心。
离开科场的黄巢，走上了另一个战场，他放下纸笔拿起刀枪。他不再祈求唐朝给予他们公平，他要创造一个新的公平正义。谁会想到，黄巢离去的背影，带走的竟然是唐朝的魂灵。